原标题：北京刻瓷传人陈永昌：收徒要求就是要坐得住
    一柄刻刀、一把錾子、一方木槌，在莹如玉、薄如纸的瓷器釉面碰撞出清脆的声响，轻轻凿画出一道道或深或浅的线条，上色后，呈现国画独有的皴染效果……这便是被誉为“瓷器上刺绣”的北京刻瓷。作为这项市级非遗项目的第三代传承人，陈永昌已经默默坚守了59个年头。如今，年逾古稀的他期待能有新生力量加入其中，让传统手艺重放光彩。

陈永昌作品《神威图》

陈永昌作品姊妹篇《幸福路》与《天路》

入行

先练刻线 一刻就是一个月

在陈永昌的家中，一排棕红色边框的玻璃展示柜几乎占去了整整一面墙，原本就不宽敞的客厅显得格外局促。“右边是陈老师的刻瓷，左边是我的面人。”同样是工艺美术大师的老伴儿郎志丽乐呵呵地介绍着，“我们俩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认识到现在，一直都没离开过这些，平时做完了互相给看看，提提意见。”

郎志丽口中的“陈老师”虽已是满头华发，但聊起刻瓷来神采奕奕。“我入这行得从父亲说起，他是我的恩师。”据陈永昌回忆，1904年，时年15岁的父亲陈智光因家贫而辍学，家里人希望他能学点手艺。恰逢清末光绪年间，顺天府在宣武门外下斜街设立工艺学堂，陈智光便成为其中刻瓷科的学员，“那时候专门从上海请来著名刻瓷艺人华约三当老师，学员一共二十多个。三年学徒期满后，这些人大多各奔他乡，只有我父亲和朱友麟留在了北京。”

两位老前辈对刻瓷工艺进行了改革，将南方惯用的“刻”和北方常用的“錾”相结合，形成“北京刻瓷”自成一派的风格。此后一段时间，二人一直在前门西河沿一家瓷器店里“打工”，专攻老本行刻瓷。

“我父亲以工笔为主，朱友麟则擅长写意，哥俩本想着要在刻瓷这一行当里闯出个名堂，可无奈后来活儿不多，只好暂时转行，父亲改做牙雕，朱友麟从事刻章。”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陈永昌感慨良多，“所幸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授予他们‘老艺人’的称号，并安排在成立不久的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这才有了转机。”

1957年，16岁的陈永昌子承父业，以学徒工的身份开始在研究所跟随父亲学习刻瓷。“虽说小时候经常看父亲做，但一直没上过手，毕竟瓷器易碎又金贵，一旦弄坏损失可就大了。”陈永昌清楚地记得，学徒生涯的起步枯燥而漫长，“父亲给我一把刻刀，一个瓷制的笔筒，先练刻线，一刻就是一个月，得刻直了才行。”

陈永昌发现，刻瓷远比想象中来得复杂，“只要拿起刻刀，就要保证精神高度集中，手指和手腕要配合起来用力。刻线不能轻易下笔，得沉得住气，切忌操之过急。力道轻了不着痕迹，重了又会伤及瓷胎，好端端的一件瓷器就可能成了废品。”

就这样，陈永昌在研究所一干就是几十年，“退休离开之前，从来没有上过市场，做完的东西都归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作为礼品赠送，对行情始终没概念。”

功力

最薄的地方不到一毫米 力道稍有不当就会碎

对于自己的作品，陈永昌个个视若珍宝，从不掩饰内心的喜爱，“每一件都满意，不满意的话，早就不做了。”他随手从柜子里取出一方瓷盘，画面中远山如黛，近水含烟，笔墨浓淡相宜，“这个主题叫天路，是1975年刻的，取材于新中国成立后修建青藏公路，主角特意选了汉藏两族的设计师。”陈永昌又指了指另一方尚未着色的瓷盘，“这是正在做的姊妹篇，叫幸福路，用来纪念青藏铁路建成。”

乍一看，瓷盘似乎与普通彩绘无异，但仔细瞧来，便能觉出深浅不一的刻痕，“人物有十八描，山水有十六法，以线条来说，最基本的就有游丝刻和铁线刻。先用墨画稿，再将瓷面破坏用以抓色，深的地方用錾，浅的地方用刻。别小看手劲上的细微差别，立体感就打这儿来。”

选料方面，陈永昌颇有讲究，“一来要看硬度，二来得挑色泽，通常都是用的景德镇瓷器。”在展示柜中，一组薄如蛋壳、通体透亮的瓷瓶尤为抢眼，“这是薄胎瓷，比一般瓷器更娇气，最薄的地方不到一毫米，力道稍有不当就会给弄碎。”陈永昌笑言，“每次刻这种瓶子都特别小心，刻的时候没碎过，倒是拿出去展出的时候给碰坏过。”

如此精湛的手艺，离不开一套好工具。“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对我来说还真是这样。”陈永昌捧出大大小小一堆刻刀、錾子和木槌，“传统工具中，用的是铁匠打出来的钢钉，尽管也能吃得住瓷器，但不禁用，容易秃，总要反复磨。后来改良这种，前面镶的是货真价实的钻石，造价也就比普通工具要高出许多，但走线灵活，效果好得多。”

在上色环节，陈永昌也没少花心思，“过去上的都是国画彩，不防水，后来用过油画彩，但还是耐不住久泡。”最近，他终于开发出一种专用防水材料，实现了色牢度上的根本性突破，“现在正尝试用刻瓷做茶具，再也不用怕水。”

除了在瓷器上刻画以外，陈永昌还瞄上了鼻烟壶，“人们熟悉的都是内画，我搞的是内刻。”小巧玲珑的鼻烟壶中，一匹飞奔的骏马跃然其上，“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研究所的一位玉雕大师就曾给我提过这么个想法，但当时没能付诸实践。直到八十年代，忽然记起这档子事儿，自己就琢磨起来。”

直接拿鼻烟壶练手，对收入微薄的陈永昌来说太过奢侈，他便找来风油精瓶作为替代品，“把刻瓷的工具稍加改动，从瓶口伸进去，一点点刻画图案，再上色，前前后后也不知道用掉了多少个小瓶子，练熟了才敢拿鼻烟壶来刻。”

收徒

要求其实就一个 坐得住

这些年来，陈永昌的作品不计其数，但他从不搞宣传，坚持“刻一件留一件”，至今只有一件出售。

那是2011年的一次文化展上，陈永昌受邀进行非遗作品展示，一位老先生看上了他的一件山水刻瓷盘子，站在跟前端详良久。“起初我跟他解释说这东西只展不卖，可他表示自己是真喜欢，我就让他等撤展那天再来。”陈永昌没想到，老先生果真又跑了一趟，见对方如此有诚意，他破例将作品卖了出去，“我们两口子都没什么经济头脑，再说了，钱这事儿，多少能算够？像现在这样，每月三四千的退休金也够吃够喝的，就没想过再拿手艺去换钱。”

眼看自己年事已高，陈永昌也在思考谁来接班的问题，“儿子跟着我学过刻瓷，女儿跟着老伴儿学过面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打算专门做这个。”五六年前，一对山东来的中年夫妇经人介绍找到陈永昌，希望拜师学艺，“他们都是美术老师出身，有基础，一说就能明白，也确实感兴趣，回老家后发展得挺不错。”谈起两位徒弟，陈永昌感到很欣慰，他从未收过任何学费，却乐于倾囊相授。

2014年，西城区启动“濒危非遗项目”保护计划，“北京刻瓷”作为项目之一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传承志愿者。“一开始说是每个项目招五个人，结果报名的有一百多个，经过考试后留下十个有一定绘画基础的，连续在非遗中心给他们进行了24课时的集中培训。”遗憾的是，最终留下的只有一位80后姑娘周晓明，“我的要求其实就一个，坐得住。可现在的年轻人往往脑瓜子太活，总想着见效益，少了几分踏实劲儿。难得这个姑娘本身就是搞陶瓷设计的，又打心底里爱好。我也不求徒弟多，有一个就带一个。”

带徒弟之余，陈永昌还在每周三到小学里开课，“一学期十来个课时，每次一小时，我负责设计，让孩子们学着刻。”半年下来，陈永昌发现这些学生中有一半都没能坚持下来，但他并没有太多沮丧，“手艺这种事儿勉强不来，只要迈出非遗进校园这一步，就起码能让更多孩子知道什么是刻瓷，这也是种传承。”文并摄 宗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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