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现实的源头，现实是历史的长流，任何民族的宿命都大体离不开这个规律。每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今天提出并大规模践行着的“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源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伟绩，并由今天的胸襟、智慧和经济科技实力汇聚而成的光荣和实践。据报道，仅至今年9月止，支持响应“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已达一百一十多个，签约实施的已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在经济、文化上开拓进取、惠及人类的战略，参与其间的国家势将源源而至。

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小型张纪念邮票

一、 无论东方西方，人类智慧的发育和成熟期大体相同，只是形态不同，优长各异，因而人类需要交流互补，以期共同繁荣进步

为写好《千古商圣——范蠡的后半生》 ，我和我的合作者查阅了浩繁的中外史料后发现，就在范蠡参与谱写吴越之间的战争、后又急流勇退，以治国之智慧从商经商终成千古商圣的前后，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鬼谷子、孙子等东方哲圣都在孜孜谨谨，不光在各自的思想天空探求著述，而且已经将他们的哲思用于治世和修身；也是在同一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 ，古希腊和古罗马也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徳等西方哲学巨星。只不过，东方的哲圣们各有自己的主旨和流派，如老子出世、探求天人合一，孔子入世、主张修为治世，庄子重思辨、醉心于以有涯的生命求无涯的学问，鬼谷子探究奇计与奇技，无论外交、战事，都能以出其不意之思收出奇制胜之效……而西方以苏格拉底为祖师的学者也各有主张，柏拉图拒绝以物质观点解释世界，亚里斯多德则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他们不休地构筑着精神界的“理想国” ，他们虽然有些远离尘世，却在殷殷开启着苟苟于物质世界的人们的心智，试图以此引导人们渡向真理的彼岸。

无独有偶，同在公元前20—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人创建了以月亮围绕地球旋转周期计算的太阴历的时候，生活于夏朝的中国先人们已在使用沿用至今的中国阴历，更神奇的是，他们还不约而同地每隔两三年都设一个闰月；也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诗经》与希腊的《荷马史诗》东、西相应，同时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天空，成为世界诗坛难分伯仲的史诗；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与中国大戏剧家汤显祖同时以其精湛的剧作并称于世，更巧的是他们又在同一年离开这个世界……几千年前交通不便、信息窒塞，东、西方的人们甚至几乎不知彼此的存在，何以历史的进程、文明的发展几乎相差无几？我以为除了证明人类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肤色，其智慧与求进之心大体不相上下之外，还有渴望信息共享、文明共享的愿望，由此，开放交流、彼此互补是历史的潮流，是人类共同的渴望和宿命。

二、 遍查中国历史，历来是盛世开放交流，衰世闭关锁国

自有部专题片判定中国为黄土文化以来，不少人都不分青红皂白地默认了此一论断，经过近些年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得知，这一论断至少是失之偏颇的，他们的依据无非是说自古至今中国都是农耕社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靠耕耘为生的农民，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海岸线不长，海上活动不多，他们还将修筑长城比作中国闭关锁国的象征。

其实，只要翻检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远非如此，大凡历史盛世，历代祖先都以阔远的视野、博大的胸襟，或海路或陆路走向世界、协和万邦，与世界各民族亲诚惠容、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探索海外的未知世界。如早在秦汉时期，邻近的日本、朝鲜、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国就与我们交往频繁，他们当时或成了中国的附属国，或与中国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而更多的则是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治国经国方略。到西汉鼎盛时期的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以致罗马的恺撒尚未登上王位时就穿上了从中国传入的丝质长袍，引得罗马上层以能穿上中国的锦衣绣服为时尚、高贵，他们也因此得知，东方有个“丝国”或称“赛里斯国” 。后来，东汉又派班超出使西域，其副将甘英本欲驶往罗马，但因情况不明，至波斯湾而返。公元前166年，罗马国王安敦派使者来中国。第二个与海外交流的高潮是隋唐时期。那时我国已成为世界东方经济文化中心，其与外交往的特点是为海外各国培养人才，对外交流空间迅猛扩大，除东亚、东南亚外，也与中亚、西亚、欧洲、非洲建立了经济文化往来，来往最频繁的是阿拉伯、波斯的使节和商人，特别是盛唐时期与世界交往甚为频繁，武则天去世后，至今恭立其墓前、身着各自国家服饰的61国使臣的石塑就可见一斑。史载，当时不少外国人还纷纷或移民或居留于盛唐而不愿归去。自北宋始，我国与世界商贸发达、运输精进，特别是海上运输已领世界之先，拥有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最大最活跃的船队，元、明时期出现了一批走在世界前列、经验最为丰富的航海家，如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在我和我的合作者写大型历史剧《朱棣与郑和》查阅浩瀚的史料时得知，郑和七下西洋时，其船队的各种舰船就多达二百多艘，最大的舰船已达150米长、载重两万多吨！船分旗舰、兵船、马船、兵器船、货船……船队共27800余人，其浩浩荡荡驶于海上的气象真如海上仙山！而其出航的宗旨和目的就是“以和为贵，以善为高，协和万邦，亲诚惠容” ，既彰显大明王朝强而不霸、富而不淫的大国形象，赢得了万邦拥戴，在与南亚、波斯、阿拉伯及欧洲的贸易活动中，无私地输出了丝绸、瓷器、茶叶、种子和当时世界的领先科技、文物和东方文明，也展示了中国人航海和贸易的才能，以致六百多年后的今天，当英国皇家海军中校、航海家加文·孟席斯追踪郑和船队的足迹，遍访了120多个国家、 90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后著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说：郑和比哥伦布早87年发现美洲大陆、比库克船长早350年发现澳洲、比麦哲伦早60年到达麦哲伦海峡，欧洲人后来所以能一个个到达航海目的地，是因为“他们航海时都手拿地图和到达目的地的路线图，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人类的第一批探险者——永乐十九年至二十一年进行史诗般航海事业的中国人——朱棣、郑和……”从此可见，中华民族不仅创建了悠久的陆地文明，也同样创建了悠久的海上文明，正如明成祖朱棣所说，大海是我们流动的国土。因为内乱和战争我们荒疏过经营，可一旦陆上安定和平，我们就要将荒疏的时间补回来，更加着意地经营好这流动的蓝色国土，并通过这片国土与外面的大千世界互惠交流，建立邦交，以期共进共荣。

三、 书写“一带一路”的史剧和今日中国，是海内外华人作家的历史使命

自1840年始，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屈辱、半个多世纪的战乱，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天下晏然、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突进的今天，提出并积极践行“一带一路”的治国方略，这不吝是一个对世界华文作家的历史机遇，是国家和民族为我们铺展出的一片创作沃土，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个光荣使命。

凡在海外侨居过和世代侨居的华文作家都深有体会，尽管世界已逐渐趋向地球村，尽管人们的胸怀已愈益开阔，多元文化也渐趋常态化，但无论哪个国家的哪个阶层，偏见和狭隘还是如幽灵般时时闪现，尤其对于华人和华文文化，他们往往或有意或无意地予以篡改、矮化和种种下意识地甚至不怀好意地猜测和污名化。这不排除他们的政治历史偏见和惯性思维，但也与我们译介不够、书写不够和不善表述关系极大。为了能使世界真实全面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一带一路”的文化内涵，我以为我们应该调整建立一套客观科学的让世界认识中国文化的方针和切实有效的方法。文化靠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主观灌输，而要让人在欣赏中接受，在心悦诚服间浸洇；要在发展政治经济这个硬实力的同时，也应同样关注关心支持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包括为他们作品的出版和传播搭桥铺路，为他们的优秀作品鼓与呼。侨居海外的华文作家们应该不忘使命、调整视角，尽量以所居国度读者喜欢的风格笔触讲述中国故事，能用双语写作的作家们不妨双语并用进行创作。当今的翻译家比诸前一世纪早已不成阵势，更无林纾、傅雷等老一代的大家。适时适当地培养一批海内外翻译家，将优秀的华文文学作品译往世界是今日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