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将热门IP改编为网剧、电影成为影视圈中的潮流。由《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小说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更成为了各大网站的流量担当。在电影荧幕上，盗墓题材电影也展现出强大的“吸金”能力，一个例子是：今年暑假上映的《盗墓笔记》，累计票房已破十亿元。

　　纵观“盗墓系”影视作品，无论是《盗墓笔记》中的闷油瓶，亦或是《鬼吹灯》中的摸金校尉，都被设定为具有英雄主义情结。一行人探墓倒斗，多是“被动”而非“主动”，甚至关乎家国情怀。他们斗尸蹩、躲暗器、找机关……冲过重重关卡，最终不仅成功夺宝，还抱得美人归。

　　虚拟时空的一个又一个盗墓故事，似乎与当下毫无关联。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中，近年盗墓案件也屡见报端。在湖南特大盗掘古墓葬系列案中，作案团伙疯狂盗掘了战国时期的大型古墓葬、西汉长沙国王室和贵族墓葬、明代和清代墓葬等十余座古墓葬。结果是，不仅大量文物被盗，文物本体和墓葬历史风貌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损毁。在另一起案件中，有盗墓者称，很多技术手段都是从盗墓小说中习得。这些盗墓者们可能面临的惩罚，我国刑法中写得清清楚楚。如果以此为准绳，那些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们估计也难逃法网。

　　就电影《盗墓笔记》中的男主人公吴邪而言，即便他抱着一颗赤诚之心下墓倒斗，以保护文物为目的，但恐怕是选错了方法——依靠警方力量和专业考古人员显然更为妥当。另外，吴邪名下“开张吃三年”的古董铺子、新月饭店，亦是文物盗窃销赃链条中的一环。如此一来，男主人公恐怕还涉嫌刑法中的倒卖文物罪。

　　回溯至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对盗墓的行为也均是主张严惩的。中国古代以家族为单位，非常重视宗法关系，讲究尊崇先祖，这一点在法律上多有体现。

　　例如，汉代规定：“发墓者诛，窃盗者刑”，也有“立秋之后，司寇之徒继踵于门，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之说。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卷一九明确规定：“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元史》“盗贼”条下，则写明“诸发冢，已开冢者同窃盗，开棺椁者为强盗，毁尸骸者同伤人”，强调伤害尸骸和伤害活人是同样的罪责。《大清律例》“发冢”中，对36种情形分别处罪；其条例计22条，内容亦极详密。

　　法律之外，社会道德和人类伦理也在禁止盗墓中发挥着作用。盗墓者多“不得好死”“遭报应”等观念，也威慑、规劝人们打消盗墓的念头。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立法者们，以如此严苛的条款来警戒和惩处盗墓者，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坟墓中的财产，更是为了保护和尊重死者，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从古至今，于情、于理、于法，盗墓行为都不被人们所容忍。正因为此，“盗墓系”影视作品缘何走红，也真有值得探究之处。

　　盗墓行为在影视作品中多包裹着探险的外衣。当受众将盗墓行为转化为探险行为时，其内心往往会弱化盗墓行为违法性的本质，将自己代入为剧中力挽狂澜的“英雄”。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题材的影视作品，“盗墓系”影视创造出的虚拟世界，充满着尸蹩等奇异生物，使得故事情节充满刺激点，观众自然也只顾得上为剧中人物的拼杀捏把汗，祈祷他们此行别丢了小命。最后，“盗墓系”影视大都有当红偶像身影，他们本就拥有大量粉丝群，进而也导致此类作品的追捧者众多。

　　在“盗墓系”影视作品盛行的同时，也有一种声音值得注意，那就是对盗墓行为的违法性予以否定、批判。当然，我们可以坐在电脑前、电影院里，毫无担忧地欣赏着盗墓者们的冒险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盗墓行为的违法性，观众们不应当保有清醒的认知。就上述声音来说，言者内心显然已经偏离了法治的轨道，价值判断也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