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雷顿的作品《燃烧的六月》（1895年） 图片来源：Museo de Arte de Ponce。 The Luis A。 Ferré Foundation， Inc。

　　20世纪60年代初期，安德鲁·洛伊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有“音乐剧之父”之称）还是威斯敏斯特学校的一名学生。偶然间，他在富勒姆路的一家小店里看到了一幅没有装裱的画作，一下子就被它深深吸引。这幅画虽然表面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但仍可见其内容，一位安静的女子，裹着亮橘色的透明衣衫，卧在沙发上，女子背后的天空仿佛正在燃烧着。这家小店的老板——或者说这家画廊的老板——告诉他的年轻顾客，这幅画作是前皇家艺术学院院长雷顿男爵的作品。当时，作为学生的洛伊德·韦伯无法支付50英镑来购买这幅“脏兮兮”的画，而且他的祖母还冲他大吼大叫：“我绝不会让维多利亚时代的垃圾画作出现在我的公寓里。”

　　它就是弗雷德里克·雷顿于1895年完成的著名油画《燃烧的六月》，后来，这幅画被放进了位于波多黎各的蓬塞艺术博物馆里，最近几周，《燃烧的六月》在雷顿故居展览，这是这幅画罕有的离馆外展。雷顿故居位于伦敦市荷兰公园，雷顿生命的最后30年都在这里生活和创作。这幅画现在究竟值多少钱，没人说得准，也可能是没有人真正清楚它的价值。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幅画作的价格是一个天文数字。

　　正如任何一个广为传颂的故事一样，《燃烧的六月》在被雪藏60年之后又被重新发掘的故事也笼罩了一层童话色彩。这幅画就像是一位高贵的公主伪装在肮脏的破衣衫中，而洛伊德·韦伯就是那位王子，他发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但是，他并不是那个时期唯一一位拯救多年以来备受轻视画作的“英勇骑士”。罗伯·狄金斯（Rob Dickins）——后来英国华纳音乐的总裁——是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常常关注拍卖，希望能从中发掘一些被埋葬在垃圾堆中的好作品。还有一位业余收藏家是艺术评论家理查德·多蒙特（Richard Dorment），也是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的馆长。

　　除此外还有些女性，比如商人Charlotte Frank和作家Lavinia Handley-Read，这个热情的小圈子相信艺术应使人愉悦，尽管其他每个人包括韦伯的祖母都在轻蔑地嘲弄这种艺术。在那个时期，持续收藏卢克·菲尔德斯（Luke Fildes）的《乡村婚礼（The Village Wedding）》和威廉·鲍威尔·弗里思（William Powell Frith）的《Ramsgate Sands》等作品，似乎是在承认自己喜欢低俗的艺术。然而，当其他人还处于现代主义的束缚下时，这些维多利亚画作的收藏者们却更喜欢皮卡迪利大街画廊戈弗雷·皮尔金顿（Godfrey Pilkington）的描述：“维多利亚画作与古典审美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

沃尔特·克兰（Walter Crane）的《黛安娜》（Diana）（1881年） 图片来源：私人收藏

　　从11月22日起，你就能在吉尔福德附近的瓦兹画廊里欣赏到这些作品。就像雷顿故居一样，这间画廊是以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画家的工作室为基础建成的公共博物馆，这位画家就是极具代表性的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兹（GF Watts）。此次画展命名为《未讲述的故事》（Untold Stories），画展中还将展览画廊资助者和捐赠者的私人珍藏画作，供同样热衷于维多利亚时期画作的人们欣赏。此次陈列的画作都是直到现在都没能获得应有地位的作品。因此，你或许不能发掘另一幅被埋藏在这里的《燃烧的六月》，但你会发看到一些古典主义肖像画，还有沃尔特·克兰、雕刻家阿弗雷德·吉尔伯特（Alfred Gilbert）以及拉斐尔前派画家威廉姆·沃特豪斯（William Waterhouse）的作品。

托马斯·库珀·戈奇（Thomas Cooper Gotch）的《It Is an Ancient Mariner》（1925年） 图片来源：私人收藏

　　Untol画展上每一幅展出的作品旁都有一张小卡片，描述着收藏者与画作之间的故事，以及他们对这幅画作的描述。尽管如此，狄更斯还是难以描述他第一眼见到托马斯·库珀·戈奇的《It Is an Ancient Mariner》时，那发自肺腑的震撼。其实，狄更斯最初是去索斯比拍卖行看画展的，结果他一下子就被那幅画中老水手凝视的双眼和伸出的手指所吸引：“当时我就入迷了，简直无法移开双眼。”最关键的是，那还是个打着画展名义的人际交流会。尽管如此，狄更斯还是得到了那幅画，挂在了自家的墙上，每天欣赏。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名学生的他必须要牢记柯勒律治《古舟子咏》（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看到那幅画的时候，我仿佛回到了50年前，那些诗句正迎面向我飞来。”

　　如果狄更斯是为了钱而收藏画作，他可能已经将戈奇的这幅画转手了。一方面，这幅画是戈奇生命快到尽头时所作。另一方面，这幅画异于纽林画派其他画家的作品，戈奇的画作惯用的是金色和赤褐色，他也以此为傲，而这幅水手肖像画里全是蓝色和灰色。戈奇通常画的都是性感的女性肖像，这幅画一反常态，画中的水手就像古树一样粗糙。

　　画展中的其他作品也处于同样的状态，画家们拒绝被某位画家既定的模式束缚住。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基本没离开过内陆，但他的代表作却是关于海洋的画作，而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作品《The Hotel Room》中，旅馆的房间里却没有人。

　　当然，业余收藏家最初接触到维多利亚时代画作也是因为其价格相对便宜。在20世纪60年代，如果你想收藏后印象主义作品，你将会陷入一生的失望中，因为所有的好作品都非常昂贵。相反，一些早期画家的画作却被埋藏在旧货商店和博物馆的储藏室中。而当它们重见天日时，也不能放在大都市的陈列馆中，只能放在一些小地方：靠在波多贝罗大街的小陈列室里，或者被嵌在郊区房屋的沙发或摇摆木马上。“其实，只要你善于发现，你就能找到最好的画作。”多蒙特回忆说，他向商人收藏家Frank致敬，认为他“收藏维多利亚时期画作不仅仅是因为金钱，而是想告诉我们一些还没考虑到的东西。”

　　《未讲述的故事》画展的每一位捐赠者都有一个第一眼就深深爱上这些画作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后期，狄更斯正忙于自己的音乐产业，而卡尔纳比街潮流激起了他的兴趣。那是佩珀军士时代，国王路上的the Granny Takes a Trip精品店正生意爆棚（那时很多年轻人的祖母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年轻男子们重新改造军装，而他们的女朋友白天穿的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睡衣。“我很好奇这幅景象的起源，”狄更斯回忆说，“我想跟随他们寻找源头。”

《佩铂军士孤独心俱乐部》专辑的封面（1967年） 图片来源：PA

　　推动多蒙特关注维多利亚时代画作的故事更具传奇色彩。20世纪60年代，他正是一名研究生，打算选择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作为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却被警告这样会导致他的事业被扼杀在摇篮里。尽管如此，他仍然选择了默默耕耘——研究伯恩·琼斯的壁画。但是，只有当他重新回到伦敦的时候，他才找到了他的“部落”——维多利亚协会，成立于1958年，致力于保护英国过去建造的建筑物。那个时候，将周末花费在探寻铁路工人的村庄和市中心的哥德复兴式教堂不再是异于常人的事情。

　　维多利亚时代的画作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回到大众的视野，不过，从1984年泰特美术馆（Tate）举办了拉斐尔前派画展开始，重新欣赏维多利亚时代画作的想法逐渐萌芽。当然，如果你仔细看《未讲述的故事》画展的作品，你会发现它们中不只有描绘感伤故事的画作，画作里还有蜷缩在角落里的街边小孩和妓女，等待救援的少女等等。画作还有很多其它的主题，你会发现有些画作很全面地考虑了它所要描绘的背景环境。比如，Thomas Diksee的《奥菲莉娅》（Ophelia）就是一幅令人崇拜的重塑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艺术的作品，难怪狄更斯夜夜欣赏画作，揣摩作画技巧，揣摩画家如何画出如此惊心动魄的头发，着色也如此出众。再来说说沃尔特·克兰1881年所作的《黛安娜》，一幅非常美丽的画作，不给大众上思想品德课，不讲故事，也不关于文学。但维多利亚时期的画作仍然被认为是这样的（给大众上思想品德课，讲故事，或者关于文学），这真的很不公平。

　　作者：Kathryn Hughes   翻译：汪云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