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品类的不平衡，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杂文越来越少，书画越来越多。

　　近日去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接连问了三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杂文图书摆在哪里。后来有个年龄大点的人告诉我：“杂文在那边，和散文在一起。”

　　在这家图书大厦二楼的东南角，有满满六排散文书架。可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找了两遍，硬是没有发现一本杂文。该不是自己眼花了吧？于是掏出200度的老花镜，继续寻找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我知道，这么大的书店，不可能没有杂文。

　　终于，在一个立柱边的书架上，我眼前一亮，这不是杂文吗？书名叫《最好的杂文和随笔》，2014年1月出版，定价29.8元。书中不仅有鲁迅、胡适、瞿秋白、梁实秋、老舍、丁玲等大家的名作，而且有王蒙、冯骥才等知名作家的作品。

　　可惜，除此之外，再没有看到其他的杂文图书。也许是我没有发现，也许是真的没有。即便有，也不会多，而且没有摆在显眼的地方。再看书画图书，几排很长的书架，摆得满满当当。

　　据我所知，现在国内的杂文家们，每年都有几十本个人文集或多人合集出版。只是大多属于自费，印数也很少。或者因为路数不熟，或者因为读者不多，所以绝大多数杂文集，都上不了书店的台面，更摆不上诸如北京西单图书大厦这样的柜台。

　　其实，不仅是书店里的杂文图书难觅踪影，各种报刊杂文的身影，也日渐稀少。十几年前，无论是京城大报还是地方小报，几乎都有杂文专栏。有的每周一期，有的每周三期五期。各种各样的杂文家，勇立潮头，争相呐喊。可后来，杂文的阵地纷纷“失守”。就连国内一流的杂文大家，想发表作品也很困难。

　　有人怪“时评”抢了杂文的风头，有人怪“随笔”弱化了杂文的锋芒。而我觉得，杂文的衰微，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越来越多的人，爱听顺耳话，讨厌逆耳言。而杂文的本质，就是挑毛病。而且多以讽刺挖苦的语言，让人很不舒服。二是有不少杂文作者，以为写杂文多少会影响（或者已经影响了）自己的前程。三是收入少得可怜。一幅书画，可以卖几百元、几千元甚至几万元。而一篇杂文，稿费少到几何，就不大说得出口。我的一个朋友，就因此而弃杂文去弄书画。

　　刘向在《说苑·谈丛》中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斑鸠遇到正在搬家的猫头鹰，就问它：“你到哪里去？”猫头鹰答：“我准备迁移到东边。”斑鸠问：“为什么呢？”猫头鹰答：“因为这里的人都厌恶我的叫声，所以我要换个地方。”斑鸠说：“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叫声，即便搬到东边去，那里的人们仍然会讨厌你。所以我觉得你不必搬家，只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叫声就可以了。”

　　由此推想，如果杂文改变一下自己的“叫声”，比如只唱赞歌，只说人们爱听的话，遇到歪风邪气也不批评。可能，就不会再那么令人“讨厌”了。可是，如果真的那样，那还叫杂文吗？所以，对于绝大多数杂文作者而言，宁可在凄凉中坚守，也不会低头。

　　几年前，《海燕》文学月刊主编李皓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诗人越来越少，画家越来越多》。文中列举了很多真假书画家出风头和聚财富的故事。而我认为，乘风得势，那是人家的能耐。杂文的价值，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虽然杂文越来越少，但我们坚信杂文不会绝迹。世界上只要有自私和落后，就会有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