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品的繁多种类中，雕塑类作品应该是最具有‘弹性’的一种艺术形式。同样的一件作品可大、可小、可轻、可重；能够在一个原创构思之下变换体积尺寸和材质。此外，根据家居、商务、公共场所等不同的需求，应用的空间范围也最广――室内、户外或者悬挂、矗立皆有可能；大型的雕塑品伫立在广场和建筑物的中庭，小巧的作品则出现在客厅、卧室、书房的空间里，增添更轻松、有品味的居家气氛。立体艺术品陈列摆设的可能性，几乎和拥有者的创意有着直接关联，它们的价值体现在生活周遭的每一处，如果能够兼具有收藏和保值的意义，那应该更完美了。

　　装置类的作品往往也与雕塑作品有类近的制作或展示方式。图为2012年上海双年展场景。

　　在艺术商品、文创品、文化商品旺盛的产业化开发潮流中，将艺术元素融入生活，成为目前城市与家居的主流趋势，这些产品的开发则以立体形式最受青睐，由此造成了立体作品的种类增加与范围扩大，往往与艺术市场交易的立体作品产生混淆的现象。若从收藏的角度分析，诸多种类的立体作品也有不尽相同的收藏与保值效果。

　　立体作品与雕塑作品的市场区隔

　　既然立体艺术生产品种类逐渐扩增，对艺术市场产生边际模糊的效应，那么，我们必须先区分出‘立体作品’与‘雕塑作品’的差异，才好准确地谈论艺术市场上的发展和趋势。目前在艺术市场上较有‘交易条件’的是雕塑作品，而非所有的立体作品均具有市场上的商业化能力，也就是说，有某些类型的立体作品是不具有卖相的；也可以说，一些立体作品在创作之初并未考虑商品化的内容，因而使其在市场流通的可能性减弱到最小的程度。立体作品除了包含雕塑外，还涵盖装置、多媒材、锻造、銲接等作品，立体作品可以泛指所有三度空间的作品，而‘雕塑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事实上，一般惯称的‘雕塑’是‘雕刻’与‘塑造’两种创作形态的集合名词，艺术市场交易的主要品项即是雕刻与塑造作品。这两类较受市场青睐，缘何如此？一则是创作使用的材质影响收藏的年限和保存难易度，雕刻通常选用硬度与价值较高的木石材料，塑造翻模采用铜质或鎏金等技术，提高作品的物质性价值。再则，是雕刻与塑造两种形式具有传统的审美、知识性累积，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说明，艺术消费者即可自身吸收与反应，相对其他形式的立体作品，这两类作品的熟悉程度较高，接受度也高。

　　我们还需要注意‘现代陶艺’（大陆也称当代陶艺）的作品形态与塑造形式愈来愈接近，它们摆脱诸如花瓶、茶壶、碗盘等实用器的造型，单纯以立体造形呈现陶与釉药的结合之美，

　　在手法上以直塑与上釉的程序完成单独一件作品，有些不似翻铜塑造可以复制。虽然‘现代陶艺’看似有塑造作品的特性，然其在创作与市场均自成体系，不列入雕塑类的作品范围。也就是这样依据材质、制作技术和创作特性的艺术形态理由，让许多三度空间造形作品并不列入雕塑范围、进入市场的视野。

　　雕塑品尺寸具放大或缩小的弹性，但是，缩放之间会影响展示的效果。上图和这图为2012年上海世博会参展作品原件与放大后的展示情况。

　　以目前两岸画廊举办的展览，可以看出雕塑与其他立体作品的比重不同。多数画廊的展览内容以雕塑作品为主，无论传统或现代的创作形式，绝大部分以材质坚固、单一，中型限量翻制八件，小型20件为市场主力，作品可复制的数量愈多，价格也均摊较低。而所谓的装置或复合媒材类的立体作品，则多出现在官方美术馆的展览中，究其原因，在于此类作品的实验性和探索性强，往往以获得创作经费补助为支持的来源，由于作品的保存维护较为困难，影响永久收藏的条件，商品化程度也随之减弱。

　　一股新起的收藏模式正悄悄地在最近几年里冒出苗头，一些收藏家愿意出资赞助装置艺术、多媒体甚至影像、表演艺术的创作，赞助者对于是否能拥有完成的作品并不在意，最终他们可能只拿到一张光盘或者几张输出的数位照片、文件、手稿等做为赞助的反馈。赞助者看重这类创作者的后续潜力和具有爆发力的作品形式，与创作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无论是推动艺术或者促进自身社会形象，都是双赢的结果。

　　达利是西方现代艺术混搭式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经过翻制、复制、改制、授权等方式出现在各种场所。

　　雕塑作品在艺术市场生态的特性

　　历年的拍卖会上，雕塑类作品出现的数量极少，大部分仍在画廊或艺术博览会的现场交易较多。根据2013年‘胡润艺术榜’（T op 10 Chinese Artists Alive T oday）公布的数据看，朱铭雕塑是唯一在拍卖市场上取得计入排行资格的作品，也是唯一台湾籍创作者，在总计百名创作者中排名第16。这个以拍卖市场为统计基础的排名，恰好反映了雕塑作品在艺术市场的生态特性。由于受到几方面的主客观条件影响，使得雕塑作品不若绘画在市场的接受度高。客观方面的因素是，一方面雕塑作品的复数性使其在升值时受到‘多数’而非唯一件数的限制，出现在拍卖会上的作品是否为‘最佳的一件’受到怀疑；另一方面，雕塑作品由于制作材料和技术的成本较高，作品价格的基准也在订价之初就较高。

　　其次，若对雕塑家的作品风格不熟悉，则不容易掌握代表作品或普通作品的价格差异和行情变化，所以，在拍卖市场走势不容易掌握的情况下，藏家容易裹足不前。主观因素则是，许多传统的雕塑作品多以人体或人像塑造为题材，作者以某一个特定人物为对象制作肖像的作品，藏家往往无法接受，而以神仙佛像为题材的雕塑作品，又容易和工艺品混淆，除非是特定收藏的买家，否则这类作品在拍卖会上的定位也十分尴尬。

　　市场热门创作者草间弥生的平面及立体作品

　　然而，我们若是以雕塑作品在拍卖市场受主客观因素影响未能取得较好的地位而忧心它们的收藏价值，那也是一种不必要的顾虑。我们进一步从雕塑在市场的生态关系分析，或可得到一些让人释怀的理由。依照前述归纳，初级市场是雕塑作品主要活动的场域，次级市场的活动空间较为狭窄，试想，朱铭在台湾的市场属于相当资深的前辈雕塑家身分，却也只能在拍卖会上占据极少量的地位，然则朱铭的市场发展历程又是如何养成的呢？简而言之，朱铭以木刻师傅身分的朴质雕塑风格受到扮演伯乐角色杨英风的赏识，在展览和名人推介的双重效应之下进入了收藏家的视界。此后，朱铭的创作在木雕、铜塑到大型的景观雕塑、公共艺术创作历程中，逐渐占据了台湾本土雕塑市场执牛耳的地位。这段在‘市场’和‘非市场’两条脉络中开展的雕塑之路是一个堪称成功的样本，也是雕塑艺术在市场生态中颇为特殊的一种特性。

　　雕塑作品可以群组展现创作的理念，根据场地与环境做特殊性安排。图为2012年上海双年展作品。

　　所谓的‘非市场’脉络，意指在艺术品交易与收藏之外的领域里发展雕塑家的影响力，这也是根据雕塑形式应用性较强的特性延伸出来的领域。中小型雕塑放在室内空间供私家观赏，是雕塑艺术收藏的基础，大型作品则在户外有很好的应用价值。例如，1992年，台湾的‘文化艺术奖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公有建筑物应设置公共艺术，美化建筑物与环境，且其价值不得少于该建筑物造价1/100’；运用在商业性的住宅建筑物也享有同等的奖助。此外，政府部门的建设有更多的‘政府重大公共工程设置公共艺术，其价值不受该建筑物造价1/100之限制……’；同条例施行细则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则说明政府重大公共工程的范围：‘……指计划预算总金额在新台币5亿元以上之政府机关、公立学校、公营事业兴办或依法核准由民间机构参与投资兴办之公共工程。’于此之后，台湾的新建社区和各种公共建筑物配置景观雕塑、公共艺术的风气应运而起。

　　雕塑家的延展性值得观察

　　尽管没有法令规定的奖助条例推动，对正值处于大量硬体建设阶段的大陆地区而言，公共艺术和景观雕塑有更宽阔的发挥场域，建筑商人投资的住宅区、商业广场、办公大厦，以及各城市改建的文化老街、街道改造、文化工程等等，让室内外大型雕塑品可谓无处不在。随之而起的学术界话题则是围绕着‘公共艺术’的本质，以及在社会环境中的语境议题有诸多的探讨。我们从这些现象可以归纳，雕塑艺术不仅是艺术收藏的价值，还可以结合公民社会、日常生活，甚至是环境改造的内涵，其延伸性促使雕塑家们能够发挥的空间也更加宽阔。

　　现代陶艺是独立的立体作品种类，不能单纯地以雕塑作品看待之。

　　由于当代艺术的界线愈来愈模糊，许多跨界、跨领域的创作者，也偶尔从平面创作玩票几件立体作品，因此，在当代艺术领域里，定位准确的雕塑创作者是值得投资与关注的。此外，许多塑造或雕刻作品可以由缩小的模型放大为各种尺寸的作品，这说明雕塑作品的延展性比绘画强，也可以说是，雕塑作品的经济延展力和商品化的程度较绘画强。对雕塑家在艺术市场上的动态观察，也可以从他们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中，看到雕塑艺术创作受到发掘的过程。一如前述，许多雕塑家与建筑商结合，共同开发景观艺术的市场，政府机关在推动公共艺术时，雕塑家的参与制作往往能直接对知名度、曝光率造成颇大影响。这些领域里的发展往往也折射出一名雕塑家持续力和其所具有的商业生存潜力。

　　亨利摩尔（Henry Spencer Moore）的雕塑作品

　　国际间成名的雕塑家多是先以艺术创作为起点，他们致力于雕塑创作的理念抒发与视觉形式的发现，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Spencer Moore）与法国存在主义艺术家杰克梅第（Alberto Giacometti）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成功典范。2000年11月8日在纽约佳士得公司，杰克梅第1960年所作〈大的站姿的女人〉，拍出1430万6千美元，为目前个人最高纪录。亨利。摩尔的市场行情也一直稳健不衰，2012年2月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3千万美元的成交价格创造了个人的最高纪录。

　　杰克梅第（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作品

　　超现实主义代表达利则是混搭式的市场典型。他的怪诞风格绘画作品受到美术史学者极多的尊崇，也得意于艺术市场的交易，因此，在世时即有大量的授权版画、翻制立体作品出现在消费市场。2012年底在台湾举办‘飞驰中2012秋季国际艺术拍卖会’登场的七件雕塑，即为达利授权于1984年制作完成，版次均在八件之内，其中最高价成交的〈亚当与夏娃〉以新台币2160万元成交，约合72万美金。

　　达利的雕塑作品

　　由上述三个实例，可以看出雕塑作品在艺术市场的交易会因为原创、复制、授权等因素影响其行情，也同时反映了收藏的价值。在世界美术史的历程中，达利是艺术商品化的代表人物，甚至可以说是过度商品化的典范，他涉足在广告、家具、服装、商品的授权开发，可谓现代艺术坦然承认艺术与商业不分家的欧洲始祖级代表（安迪。沃荷是美国的代表）。我们也由这三个在历史发生的实例归纳，雕塑艺术家的定位同时影响了收藏的价值与价格，除此之外，亨利。摩尔擅长表现作品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杰克梅第则以作品本身呈现的内在存在意义受到学术界与收藏界的肯定。

　　结语：回归艺术收藏的层理

　　雕塑作品在艺术市场上的行情与趋势仍有非常大的弹性空间，它们所秉持的优势在于，雕塑作品随着艺术大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与要求之下，有机会完全进入一般的家庭生活之中。‘收藏’与‘陈列’观念的不同，使得绘画收藏者多将作品做最妥善的保存（甚至束之高阁），而雕塑的收藏者却可以将雕塑作品随处放在家中的角落甚至户外庭院。也难怪愈来愈多的雕塑家与建筑商或室内设计业结合，成为一种新兴整合性的服务业。

　　马约儿的雕塑作品

　　即便雕塑艺术在收藏与应用上均有较大的弹性可言，但是，面对当前五花八门的雕塑作品，还是要更细致地分析它们不同的层理关系。雕塑在市场上的价值如同任何一种造形艺术一般，首重‘原创’与‘原作’的展现，具有少量复制的雕塑品能保障收藏的价值，所以，初级市场的交易中均以此类作品为主力也就不言自喻了。户外展示的大型景观雕塑或者公共艺术领域的雕塑品，是否能对应在雕塑市场的同等价值呢？答案应该是值得推敲的。许多户外景观雕塑采用成名雕塑家的现成品，往往是从小作品放大的复制行为，尽管此种作品展现出一种庞大的体量感，却无法真实对应现场周边环境的特性。而原创的景观雕塑都由建筑商、建造商买断所有权，如要改制为小型雕塑提供收藏，失去景观环境的整体架构，此种作品的收藏价值相对减低许多。

　　费利克斯?鲁林的雕塑作品

　　雕塑艺术终将因为表现了特殊的风格、技术和作者的创作理念受到收藏家的欢迎，收藏家更重视的是，自己收藏的同一款雕塑品不会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中受到毫无节制的复制、翻制或改制，这对强调‘原创与原件’的收藏者是关键的伤害，同时对雕塑家也造成市场行情的伤害。所以，雕塑家为特定的环境创作一件景观雕塑；为特定的公共工程规画一件公共艺术品；为特定的主题创作一件雕塑品（例如肖像、LOGO），都是展现雕塑家创作实力的表现，也能有直接保障收藏价值的作用。这样说来，雕塑作品并不在大小尺寸上面影响艺术价值，充其量影响制作成本的价格，然而，雕塑作品的尺寸大小并非在于对应放置空间的大小而已，此中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创作之初的原创理念即已经决定了作品的尺寸，雕塑家想象这件作品将在怎样的特定环境（包含色彩、灯光、气氛）呈现出最完美的形式美感。换句话说，许多雕塑品则是根据某个环境与空间的特殊性质特别订制的创作类型。

　　亚历山大·考尔德的雕塑作品

　　雕塑艺术受到当前艺术潮流和商业环境因素影响，其应用性更加宽广，对艺术市场的收藏也造成推挤和模糊化的作用。认清一件雕塑品的属性是首要的关键，可藏、可望和可居分别代表三种不同层次的消费概念，至于纯粹消费性的雕塑品目前充斥于社会各种商店里，虽然对喜爱的人们仍可满足主观的个人收藏欲望，然若要放在艺术市场上衡量，又是另当别论了。